贵州开展专项整治 严查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私利贵州开展专项整治 严查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私利

贵州开展专项整治 严查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私利
原标题:贵州开展专项整治,严查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贵州全面打响一场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攻坚战。一年来整治效果如何?近日,记者前往贵州,一探究竟。刮骨疗伤全省共取消514家经销商通过违规违纪违法审批取得的茅台酒经营权茅台酒产自遵义仁怀茅台镇,是贵州最具地域特色的特产和资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一度公款吃喝盛行喝茅台,别有用心者送礼热衷送茅台,一些茅台专卖店在权力染指之下成了个别人谋取暴利的渠道,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整治用茅台酒谋取私利,已成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需要大力解决的一个问题。2018年3月31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贵州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晓光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公款喝茅台;本人或和家人通过大肆收受、变卖茅台酒,利用职权低价购买、高价倒卖茅台酒,获取茅台酒专营资格、开设茅台酒专卖店等方式,大发“酒财”。随着王晓光被查处,因领导干部搞特权而衍生出来的“茅台酒乱象”,逐渐浮出水面。已被查处的甘肃省委原书记、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都有靠酒吃酒、以酒谋利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打着“地方特产”的幌子,利用管辖范围内的名贵特产和特殊资源谋取私利,实质是以权力介入其中,将“地方特产”作为媒介和资本,大搞利益输送。长期以来,茅台集团在特许经营之外,还存在一些机关单位领导签批就能购买的“后门酒”。一些领导干部或亲属拿批条、配额来卖“飞单”,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倒卖给“酒串串”,快速变现、一本万利。去年7月,中央第四巡视组向贵州省委反馈巡视情况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等问题。贵州在中央巡视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茅台集团好好的,每年都在盈利,搞专项整治会搞垮茅台,会影响茅台股价稳定,甚至还会阻碍全省经济发展。”“‘刀刃向内’破坏了‘一团和气’的氛围,影响员工工作激情,自曝家丑,会影响茅台酒和贵州形象。”……在开展整治之初,少数领导干部存在认识误区。面对杂音,贵州省委组织召开“全省开展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警示教育会议”,统一思想、坚定立场。该省组建由省委书记担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各市(州)党委、省国资委、茅台集团等重点地区、单位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深入茅台集团开展专题调研,制定出台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确定专项清查、深化茅台酒营销体制改革等7项重点工作。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贵州全面深入组织领导干部开展自查清理,组织党员干部向所在党组织如实报告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等行为。“我非常后悔,组织给了机会,给了政策,一而再地挽救自己,自己却没有珍惜。”茅台集团职工医院职工张某某在茅台集团内部开展的第二轮自查清理中,如实向组织坦白了自己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在第一轮自查清理中未如实申报的问题。向组织坦白交代后,张某某如释重负,表示卸下了心理包袱,一定干好本职工作,重塑“茅台人”形象。在全省集中开展的两轮自查清理中,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共有392人填报有或曾经有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等情况。茅台集团在集团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全体员工、离退休人员中连续开展4轮自查清理,其中275名管理人员及员工填报个人参与或曾经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茅台酒厂所在地仁怀市在开展自查清理中,124名党员干部主动申报本人或亲属参与茅台酒经营。“通过分类处置,敦促有问题的同志珍惜机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最大程度保护好整片‘森林’健康。”贵州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整治中,贵州坚持思想教育、政策感化、纪法威慑相结合,对向组织如实报告并主动纠正存在问题的干部,依据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同时,通过大数据比对技术,从严抽查核实,对核查发现申报不实的严肃处理。遵义市绥阳县公安局原局长陈洪勋、黔东南州榕江县委原督查专员潘春泉因心存侥幸、不如实申报,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取消514家经销商通过违规违纪违法审批取得的经营权。对申报不实的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立案审查调查11人、组织处理47人。严惩腐败专项整治查处的一系列案件中,以袁仁国案表现最为典型2018年10月,经中共贵州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茅台集团公司党委原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2019年5月,袁仁国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6月27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对袁仁国涉嫌受贿案,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整治查处的一系列案件中,以袁仁国案表现最为典型、问题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恶劣。袁仁国在担任茅台集团领导期间,奉行“我的地盘就应该我说了算”,把茅台酒各项审批权牢牢抓在手中,使其成为自家的摇钱树,批专卖店收钱、批经销商收钱、拆分经营权收钱、批条卖酒收钱……办公室、家中、医院、宾馆、餐厅、停车场等,都是其权钱交易的场所。除自己收钱外,袁仁国还放任家人、亲戚及身边人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利,其妻子、儿女、堂弟、远房侄子等,甚至家中保姆、司机,都在袁仁国的帮助下以酒谋私获得巨额利益。大搞政治攀附、拉拢腐蚀干部,严重破坏政治生态,是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及其恶劣影响的主要表现之一。2006年以来,茅台集团在产品营销中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只要得到茅台酒专卖店、经销商资格或批条,不用经营管理,转手就能获取巨额财富。袁仁国长期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攀附权贵、搞政治投机的工具,通过利益输送找“后台”、寻“靠山”,为王三运、王晓光等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获得茅台酒经营权提供帮助,并长期主动关照他们的经营。为了得到王晓光的庇护,袁仁国为王晓光及其亲属批了4家茅台酒专卖店,并经常主动为其增加销售指标。袁仁国打算帮助弟弟调入药监系统工作,就给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董穗生办理了茅台酒专卖店。调查发现,与袁仁国有关的“关系店”信息高达数百条,既涉及中管干部、省管干部,也涉及不少县处级、乡科级干部。茅台酒厂所在地的仁怀市,参与茅台酒经营的124名干部中,不少人利用亲戚、裙带关系,通过袁仁国或其妻获取经营权。巨大的利润空间,也让一些党员干部不安心工作,沉迷于“卖酒经商”,甚至辞职“炒酒”。仁怀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某某利用职权帮助袁仁国亲属逃避处罚,获得茅台酒经营权后,就辞去检察长职务,当起“酒贩子”。“我悔不该忘记了初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了想方设法为人民币服务,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源。”因倒卖批条获利10万元的六盘水市钟山区原副区长郭锐,在其忏悔书中剖析道。同样感到悔不当初的还有仁怀市茅台镇杨柳湾社区党支部书记范某某,其利用在茅台酒厂征地拆迁中协助开展信访维稳等工作时认识酒厂相关领导的便利,找酒厂领导得到批条,购得茅台酒30件用于谋利,最终受到严肃处理。上梁不正下梁歪。袁仁国带头破坏党纪国法,造成茅台集团班子成员思想混乱、各谋私利,在其任内,房兴国、谭定华等多名高管先后被查处。其被查处后,茅台集团原副总经理高守洪及电商公司原董事长聂永等先后被查处。许多一线职工也以跟袁仁国沾亲带故为荣,以能够打招呼、批条子为荣,无心生产经营。在茅台酒厂生产车间,酿酒工人们要顶着高达40摄氏度的高温,汗流浃背地工作。看到这种现象,一些员工心里很不平衡,觉得“自己工作一辈子,不如别人炒一单”,“干得好不如关系好”。在茅台酒厂包装车间门外的广场上,知情人告诉记者,过去,这里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少人举着找关系拿来的批条,“现场倒卖,一本万利”。“在权力染指下,茅台酒违规销售成为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的交易场,严重影响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严重污染政治生态。”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和顽瘴痼疾,贵州省委态度明确,立场坚定,要求严查腐败问题,坚决拔掉毒瘤,深入推进专项整治,重塑良好政治生态。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移送和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线索,根据王晓光、袁仁国案暴露出的茅台酒审批权集中的特点,深挖严查全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审批权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的行为,违规违纪违法参与茅台酒经营、倒卖批条,以及内外勾结、“倒酒”谋利等问题。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标本兼治正本清源,建章立制,茅台集团焕发新生机2019年,茅台集团提出了冲刺千亿的年度目标,计划全年完成营业收入1000亿元,同比增长16%。上半年,集团公司共完成白酒产量8.2万吨,其中茅台酒基酒产量3.4万吨、酱香系列酒基酒产量1.1万吨;全集团实现营业收入463.3亿元,同比增长19%。可喜变化的背后,是贵州在专项整治中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从源头上防范、从制度上规范,斩断利用茅台酒搞利益输送、以权谋私的利益链条,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所激发的正能量。针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茅台酒营销过程中易于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贵州根据有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研究制定《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等禁止性规定,严禁全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违规审批茅台酒经营权、违规收送使用茅台酒等行为。在茅台集团建立领导干部插手茅台酒经营活动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实行“凡过问必登记”“凡打招呼必登记”,从体制机制上杜绝“特权店”“后门酒”。在此基础上,贵州还研究制定《贵州省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行为纪律处分规定》,列出“负面清单”,细化行为性质,明确处分档次。同时,积极推进茅台集团内部改革,重塑茅台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从源头上铲除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省委派出专题调研组深入茅台集团调研,省委书记主持会议听取汇报,指导和帮助茅台集团制定《理顺和规范茅台酒流通体制方案》,探索建立适应现代企业管理、透明高效的营销体系,通过抓整改促发展,实现茅台生产经营稳中有进。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整治活动中,茅台集团打上制度的补丁,扎好篱笆的缺口,全面停止审批新增茅台酒专卖店、特约经销商、总经销商和批条零售,规范各项审批决策程序,严格执行茅台酒经销权审批方面“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杜绝出现“一支笔”“一个章”的审批现象。按照“聚焦主业、做精做强”的要求,集团党委通过“定位、定向、瘦身、规范、改革”系列举措,从流通体系的体制机制这个根本上进行整治,着力开展清理56家“僵尸”企业,加快推进茅台酒营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定期专项检查常态化机制、健全经销商档案管理、调整干部队伍等,堵住漏洞,扎住茅台失血的伤口,实现“防腐、控价、增效”目标。“整治前,‘明规则’形同虚设,‘潜规则’大行其道。”茅台集团公司党委巡察办副主任助理丁娜告诉记者,“通过整治,茅台集团风更正、心更齐、劲更足,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活力。”记者了解到,2018年,茅台集团提拔干部272人,干部轮岗交流91人,让基层干部“上得来”,让机关干部“下得去”。“这在以往想都不敢想,现在感觉人生有了希望和盼头。”前不久刚刚被提拔的制酒12车间见习助理方圆告诉记者。去年11月履新的销售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晓维说,专项整治斩断了搞特权、以酒谋利的利益链条,通过制定禁令明确行为禁区、深化茅台酒营销体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管权管事管人长效机制,有效压缩了相关特权行为的生存空间,经营秩序更加规范。“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是我省政治生态的严重‘污染源’,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大难点。”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表示,通过专项整治,震慑效应更加充分彰显,监督制约更加有力有效,茅台集团发展更加健康平稳,贵州的政治生态更加风清气正,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

浙江一街道干部被双开-受贿百万陷高利贷“窟窿”浙江一街道干部被双开-受贿百万陷高利贷“窟窿”

浙江一街道干部被双开:受贿百万陷高利贷“窟窿”
原标题:温州一街道干部被“双开”:受贿百万同时深陷高利贷“窟窿”星岛环球网消息:涉嫌受贿百余万元、以职务之便向他人无息借款近百万元未还、数百万元外债在身……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道原人大工委副主任占鹏程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的问题,让人瞠目。日前,鹿城区纪委监委对他作出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976年8月出生的占鹏程,人生改变缘于“贪”。曾先后担任鹿城区南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南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南郊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等职务。由于在“城中村”改造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他曾自诩为鹿城“第一拆”。“今年初,区纪委监委在查办某案件时,发现了占鹏程违纪违法的‘蛛丝马迹’,经过初步核实,决定对他进行立案审查调查。”鹿城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办案人员介绍,他们运用多种调查方式,最终还原了占鹏程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的详细经过。占鹏程“犯事”的领域,正是他曾经洋洋得意的征拆领域。而让他的人生开始改变的却是身陷高利贷。“我觉得自己仅拿点工资,生活过得太平淡,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就步入了‘放老高’(高利贷)的行列,起先也尝到了甜头,不久后就遇到了金融风波。为了填补窟窿越陷越深,最后轰然倒下。”占鹏程如实交代了自己逐步走入深渊的原因。据统计,他欠款最多时合计超过1000万元。为了能够从债务窟窿中爬出来,占鹏程首先想到了借。当然,有真借,也有假借。然而,拆东墙补西墙,使他处处是“疤”。办案人员介绍,占鹏程在南郊、南汇两个街道工作时,分管的都是征拆领域的工作,平时免不了与拆迁户、工程承包商、房屋征收事务所等关联公司的负责人往来,一来二往,正常工作之外的不正常关系得以建立,他开始频繁接受宴请、娱乐活动、“牌局”,同时,他也向这些“围猎”者提出了借款的要求。占鹏程就以资金周转为由,多次向他人无息借款。“比如,2016年至2017年间,他陆续向一征拆事务代理公司董事长张某某无息借款68万元,该笔借款至今未还。”有求于他的拆迁户也成了他瞄准的借款对象。2012年,拆迁户陈某某找到占鹏程,想要增购面积。占鹏程就向陈某某提出了无息借款的要求,陈某某无奈之下,只能借给占鹏程10万元。陈某某没有理解占鹏程“借”的真实意图,因女儿上学需要钱,多次催要10万元借款,占鹏程不得不将这10万元钱分多次归还。后占鹏程不仅没有成功助其增购,双方还产生了矛盾。这就像一张无形的网,让占鹏程困顿交加。他把所有认识的朋友、同学、同事“过滤”了一遍又一遍,只要能够讲得出口的,他都开口去借。除了借钱,占鹏程还铤而走险,利用手中的权力去“生财”,可机关算尽无非是“输”。2013年前后,南汇街道开展龙沈工业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根据政策,龙沈工业区某厂房不能享受村民住宅有关安置补偿标准。该厂房业主孙某找到南汇街道工作人员徐某、叶某等人,请托帮助其获得相应标准的拆迁补偿,并承诺给予好处费。徐某、叶某等人积极为孙某违规获取拆迁补偿提供帮助,其间找到时任南汇街道办副主任占鹏程协助。占鹏程接受徐某、叶某的请托,在孙某厂房拆迁进度、土地证变更手续办理、拆迁补偿协议签订等事务上提供“帮助”,最终使得孙某顺利获得相应标准的拆迁补偿。事后,徐某、叶某等人共同收受孙某给予的巨额好处费,并将其中15万元送给占鹏程作为感谢费。办案人员介绍,占鹏程还利用自己熟悉业务的优势钻制度空子。部分拆迁项目的承接、场地平整及废土清运验收、工程款的拨付等业务,都是在他一番暗箱操作后,才提交街道办主任办公会议研究,从而实现蒙混过关、规避政策的目的。正是利用这些操作手段,占鹏程为相关人员的拆迁项目提供了诸多“帮助”,他也将手中的权力变为谋取私利、大搞权钱交易的工具。随着一次次轻易得手,他更是一发不可收,疯狂敛财受贿,胆子越来越大:2012年至2018年,占鹏程合计收受贿赂款达百余万元,涉嫌受贿罪。占鹏程在《忏悔书》中总结:“我的人生就像下了一盘棋,一子下错,全盘皆输。”

桑切斯租借加盟国米,对于曼联和他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桑切斯租借加盟国米,对于曼联和他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

桑切斯租借加盟国米,对于曼联和他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
8月30日凌晨03:30,曼联官方宣布,智利球星桑切斯租借加盟国际米兰,合同至2020年6月30日到期。至此桑切斯成为了继卢卡库之后,国米今夏从曼联引进的第二名球员。而这次的租借对于曼联和桑切斯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要知道当年在转会曼联时是穆里尼奥执教,而穆里尼奥注重防守,而当时的后防对于曼联来说一直是个隐患,后防的不稳势必需要球队整体的协防,疲于防守,这既消耗透支了桑切斯的体能,进攻机会也相比阿森纳和巴萨也大幅下降。这也是桑切斯数据上异常惨淡的原因。如今桑切斯能否在国米焕发“第二春”,这是一个让大多数国米球迷都非常关心的事。从曼联在俱乐部方面来说,拿着高额薪水的桑切斯已经无法创造与其薪资相匹配的价值,而对于他来说虽然拿着高额薪水,但是无论在战术地位还是队内地位都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所以短暂的离开或许对双方都有利。而且桑切斯来到国际米兰,与曼联时期的锋线搭档卢卡库再度相遇,对于桑切斯来说,这是好事,至少彼此不会感到陌生,另外在新的环境也算是有了一位老朋友。回顾桑切斯短短的曼联生涯,昂扬的斗志、积极的场上拼抢一直是桑切斯给人的印象,但是伤病的增多,打打停停,加上高薪的帽子,让曼联队内其他的”球星大佬“一直愤恨嫉妒,即便伤愈复出,我们看到的桑切斯在场上游离于队友体系外,没人传球,没人配合,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在阿森纳呼风唤雨的大腿人物。

外媒称在中国获取海外信息不便 中央网信办回应外媒称在中国获取海外信息不便 中央网信办回应

外媒称在中国获取海外信息不便 中央网信办回应
原标题:外媒称在中国获取海外信息不便,中央网信办如何回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刘烈宏,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浙闽受邀介绍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总体情况及开幕式等重要活动筹备进展有关情况。会上,日本媒体表示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获取海外信息不方便,就互联网安全保障和互联网对外开放之间如何平衡发问。对此刘烈宏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是充分开放的,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互联网的健康持续发展。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的网民达到8.29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59.6%。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持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市场规模都居世界前列。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的互联网政策是开放的,中国的发展环境是鼓励创新的。但是,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中国在促进互联网发展的同时,也必须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网络安全。“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中国制定出台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督促和约束网络运营者依法办网,引导广大网民依法上网,通过依法管网治网,清朗网络空间和网络生态,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浦东消保委:上海迪士尼不接受调解 坚持翻包检查浦东消保委:上海迪士尼不接受调解 坚持翻包检查

浦东消保委:上海迪士尼不接受调解 坚持翻包检查
(原标题:浦东消保委:上海迪士尼不接受调解 坚持翻包检查 专家建议监管部门依法进行调查)人民网8月22日电 (陈远丁 黄钰 席莉莉)上海迪士尼乐园(简称上海迪士尼)禁带食物且翻包检查引发的舆论风暴仍在发酵。美国迪士尼乐园总部公共事务部和上海市浦东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近两日相继向人民网记者做出回应。前者称他们无法回复关于上海迪士尼的问题,后者称上海迪士尼不接受调解,不会就禁带食物、翻包检查等规定做更改。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专家指出,相关监管部门不能缺位,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调查。浦东新区消保委:上海迪士尼不接受调解,建议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北京时间21日晚,记者按迪士尼乐园总部回复的官方邮件里推荐的联系方式,致电美国迪士尼乐园总部公共事务部。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总部旗下每个迪士尼乐园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没有办法回复关于上海迪士尼的问题,建议记者自行联系上海迪士尼采访。就上海迪士尼禁带食物且翻包检查的做法,记者于8月13日以消费者名义拨打上海市12315热线进行了投诉。22日上午,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一名调解员致电记者表示,从他们的角度看,上海迪士尼的相关做法并不十分合理,他们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与对方提出调解。但是,上海迪士尼仍然表示,消费者反映的禁止携带食物入园、翻包检查、拒绝退票等问题均为园区规定,目前不会更改相关政策。“明确地讲,上海迪士尼可以说就是不接受我们的调解,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退步或者调解的态度。”这名调解员建议消费者可通过司法途径进一步维权,不过也不妨先参考、观望华东政法大学小王同学起诉上海迪士尼的审判结果。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监管部门不能缺位,应按法律规定进行调查对浦东新区消保委调解员的上述回应,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邱宝昌22日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指出:“消费者协会作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组织,对于消费者的投诉可进行调解。当企业不接受调解或拒绝调解,消费者还可向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调查。如果企业行为合法,可向消费者示明,如果违法则应依法处理,行政监管部门不能缺位。特别在之前司法裁判中认定经营者行为得到有关部门认可,回应消费者的投诉不仅是履行职责,也是行政监管部门澄清事实的好时机。”中国消费者协会负责人14日对记者表示,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并依据法定职责支持消费者的维权行动。上海迪士尼称翻包是应相关部门的要求但拒绝透露具体是哪个部门针对记者13日的投诉,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游客沟通服务团队的一名工作人员18日致电记者表示,就消费者反映的禁止携带食物入园、翻包检查、拒不退票等政策,目前没有更改。关于广大网友强烈质疑的翻包检查的做法,上述工作人员辩称,园方也是出于安全需要,这是应相关部门的要求。具体是应哪个部门的需求,对方拒绝透露详细信息。记者进一步质疑,上海迪士尼对游客翻包检查的做法是否具有法律法规的依据,该名工作人员则表示,没有办法予以解答。微博话题#人民网四问上海迪士尼#引发逾4万网友讨论网友呼吁:请正面回应翻包事件人民网8月13日刊发《四问上海迪士尼:翻包、“双标”,凭什么?!》一稿,一问:凭什么搞“双标”,欧美带得亚洲带不得?二问:凭什么强制翻包,游客隐私如何保障?三问:禁带食物是为园区卫生?园区卖的饮食没气味?四问:谁来纠正迪士尼的“双标”行为?谁来保障消费者权益?随后“人民网四问上海迪士尼”登上微博热搜,微博话题#人民网四问上海迪士尼#讨论量达4.1万,阅读量达4.1亿。广大网友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有网友表示:“现在怎么回答的!我看迪士尼官方没把这事当事。”网友“张一驰”表示:“翻包检查,是法律授予国家强制执法机关的一项行政权力。迪士尼是一家企业,并不具有这样的资格。翻包检查游客,并不是出于安保目的,而是检查有没有自带食物,这就是滥用权力。”网友“若如初见何须感伤离别”提出:“请正面回应翻包事件!”22日下午,就广大网友的相关疑问,人民网记者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部门取得了联系,目前在等待进一步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