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开展专项整治 严查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私利贵州开展专项整治 严查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私利

贵州开展专项整治 严查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私利
原标题:贵州开展专项整治,严查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贵州全面打响一场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攻坚战。一年来整治效果如何?近日,记者前往贵州,一探究竟。刮骨疗伤全省共取消514家经销商通过违规违纪违法审批取得的茅台酒经营权茅台酒产自遵义仁怀茅台镇,是贵州最具地域特色的特产和资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一度公款吃喝盛行喝茅台,别有用心者送礼热衷送茅台,一些茅台专卖店在权力染指之下成了个别人谋取暴利的渠道,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整治用茅台酒谋取私利,已成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需要大力解决的一个问题。2018年3月31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贵州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晓光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公款喝茅台;本人或和家人通过大肆收受、变卖茅台酒,利用职权低价购买、高价倒卖茅台酒,获取茅台酒专营资格、开设茅台酒专卖店等方式,大发“酒财”。随着王晓光被查处,因领导干部搞特权而衍生出来的“茅台酒乱象”,逐渐浮出水面。已被查处的甘肃省委原书记、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都有靠酒吃酒、以酒谋利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打着“地方特产”的幌子,利用管辖范围内的名贵特产和特殊资源谋取私利,实质是以权力介入其中,将“地方特产”作为媒介和资本,大搞利益输送。长期以来,茅台集团在特许经营之外,还存在一些机关单位领导签批就能购买的“后门酒”。一些领导干部或亲属拿批条、配额来卖“飞单”,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倒卖给“酒串串”,快速变现、一本万利。去年7月,中央第四巡视组向贵州省委反馈巡视情况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等问题。贵州在中央巡视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茅台集团好好的,每年都在盈利,搞专项整治会搞垮茅台,会影响茅台股价稳定,甚至还会阻碍全省经济发展。”“‘刀刃向内’破坏了‘一团和气’的氛围,影响员工工作激情,自曝家丑,会影响茅台酒和贵州形象。”……在开展整治之初,少数领导干部存在认识误区。面对杂音,贵州省委组织召开“全省开展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警示教育会议”,统一思想、坚定立场。该省组建由省委书记担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各市(州)党委、省国资委、茅台集团等重点地区、单位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深入茅台集团开展专题调研,制定出台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确定专项清查、深化茅台酒营销体制改革等7项重点工作。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贵州全面深入组织领导干部开展自查清理,组织党员干部向所在党组织如实报告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等行为。“我非常后悔,组织给了机会,给了政策,一而再地挽救自己,自己却没有珍惜。”茅台集团职工医院职工张某某在茅台集团内部开展的第二轮自查清理中,如实向组织坦白了自己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在第一轮自查清理中未如实申报的问题。向组织坦白交代后,张某某如释重负,表示卸下了心理包袱,一定干好本职工作,重塑“茅台人”形象。在全省集中开展的两轮自查清理中,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共有392人填报有或曾经有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等情况。茅台集团在集团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全体员工、离退休人员中连续开展4轮自查清理,其中275名管理人员及员工填报个人参与或曾经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茅台酒厂所在地仁怀市在开展自查清理中,124名党员干部主动申报本人或亲属参与茅台酒经营。“通过分类处置,敦促有问题的同志珍惜机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最大程度保护好整片‘森林’健康。”贵州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整治中,贵州坚持思想教育、政策感化、纪法威慑相结合,对向组织如实报告并主动纠正存在问题的干部,依据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同时,通过大数据比对技术,从严抽查核实,对核查发现申报不实的严肃处理。遵义市绥阳县公安局原局长陈洪勋、黔东南州榕江县委原督查专员潘春泉因心存侥幸、不如实申报,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取消514家经销商通过违规违纪违法审批取得的经营权。对申报不实的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立案审查调查11人、组织处理47人。严惩腐败专项整治查处的一系列案件中,以袁仁国案表现最为典型2018年10月,经中共贵州省委批准,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茅台集团公司党委原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2019年5月,袁仁国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6月27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对袁仁国涉嫌受贿案,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整治查处的一系列案件中,以袁仁国案表现最为典型、问题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恶劣。袁仁国在担任茅台集团领导期间,奉行“我的地盘就应该我说了算”,把茅台酒各项审批权牢牢抓在手中,使其成为自家的摇钱树,批专卖店收钱、批经销商收钱、拆分经营权收钱、批条卖酒收钱……办公室、家中、医院、宾馆、餐厅、停车场等,都是其权钱交易的场所。除自己收钱外,袁仁国还放任家人、亲戚及身边人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利,其妻子、儿女、堂弟、远房侄子等,甚至家中保姆、司机,都在袁仁国的帮助下以酒谋私获得巨额利益。大搞政治攀附、拉拢腐蚀干部,严重破坏政治生态,是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及其恶劣影响的主要表现之一。2006年以来,茅台集团在产品营销中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只要得到茅台酒专卖店、经销商资格或批条,不用经营管理,转手就能获取巨额财富。袁仁国长期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攀附权贵、搞政治投机的工具,通过利益输送找“后台”、寻“靠山”,为王三运、王晓光等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获得茅台酒经营权提供帮助,并长期主动关照他们的经营。为了得到王晓光的庇护,袁仁国为王晓光及其亲属批了4家茅台酒专卖店,并经常主动为其增加销售指标。袁仁国打算帮助弟弟调入药监系统工作,就给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董穗生办理了茅台酒专卖店。调查发现,与袁仁国有关的“关系店”信息高达数百条,既涉及中管干部、省管干部,也涉及不少县处级、乡科级干部。茅台酒厂所在地的仁怀市,参与茅台酒经营的124名干部中,不少人利用亲戚、裙带关系,通过袁仁国或其妻获取经营权。巨大的利润空间,也让一些党员干部不安心工作,沉迷于“卖酒经商”,甚至辞职“炒酒”。仁怀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某某利用职权帮助袁仁国亲属逃避处罚,获得茅台酒经营权后,就辞去检察长职务,当起“酒贩子”。“我悔不该忘记了初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了想方设法为人民币服务,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源。”因倒卖批条获利10万元的六盘水市钟山区原副区长郭锐,在其忏悔书中剖析道。同样感到悔不当初的还有仁怀市茅台镇杨柳湾社区党支部书记范某某,其利用在茅台酒厂征地拆迁中协助开展信访维稳等工作时认识酒厂相关领导的便利,找酒厂领导得到批条,购得茅台酒30件用于谋利,最终受到严肃处理。上梁不正下梁歪。袁仁国带头破坏党纪国法,造成茅台集团班子成员思想混乱、各谋私利,在其任内,房兴国、谭定华等多名高管先后被查处。其被查处后,茅台集团原副总经理高守洪及电商公司原董事长聂永等先后被查处。许多一线职工也以跟袁仁国沾亲带故为荣,以能够打招呼、批条子为荣,无心生产经营。在茅台酒厂生产车间,酿酒工人们要顶着高达40摄氏度的高温,汗流浃背地工作。看到这种现象,一些员工心里很不平衡,觉得“自己工作一辈子,不如别人炒一单”,“干得好不如关系好”。在茅台酒厂包装车间门外的广场上,知情人告诉记者,过去,这里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少人举着找关系拿来的批条,“现场倒卖,一本万利”。“在权力染指下,茅台酒违规销售成为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的交易场,严重影响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严重污染政治生态。”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和顽瘴痼疾,贵州省委态度明确,立场坚定,要求严查腐败问题,坚决拔掉毒瘤,深入推进专项整治,重塑良好政治生态。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移送和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线索,根据王晓光、袁仁国案暴露出的茅台酒审批权集中的特点,深挖严查全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审批权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的行为,违规违纪违法参与茅台酒经营、倒卖批条,以及内外勾结、“倒酒”谋利等问题。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标本兼治正本清源,建章立制,茅台集团焕发新生机2019年,茅台集团提出了冲刺千亿的年度目标,计划全年完成营业收入1000亿元,同比增长16%。上半年,集团公司共完成白酒产量8.2万吨,其中茅台酒基酒产量3.4万吨、酱香系列酒基酒产量1.1万吨;全集团实现营业收入463.3亿元,同比增长19%。可喜变化的背后,是贵州在专项整治中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从源头上防范、从制度上规范,斩断利用茅台酒搞利益输送、以权谋私的利益链条,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所激发的正能量。针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茅台酒营销过程中易于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贵州根据有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研究制定《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等禁止性规定,严禁全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违规审批茅台酒经营权、违规收送使用茅台酒等行为。在茅台集团建立领导干部插手茅台酒经营活动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实行“凡过问必登记”“凡打招呼必登记”,从体制机制上杜绝“特权店”“后门酒”。在此基础上,贵州还研究制定《贵州省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行为纪律处分规定》,列出“负面清单”,细化行为性质,明确处分档次。同时,积极推进茅台集团内部改革,重塑茅台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从源头上铲除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省委派出专题调研组深入茅台集团调研,省委书记主持会议听取汇报,指导和帮助茅台集团制定《理顺和规范茅台酒流通体制方案》,探索建立适应现代企业管理、透明高效的营销体系,通过抓整改促发展,实现茅台生产经营稳中有进。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整治活动中,茅台集团打上制度的补丁,扎好篱笆的缺口,全面停止审批新增茅台酒专卖店、特约经销商、总经销商和批条零售,规范各项审批决策程序,严格执行茅台酒经销权审批方面“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杜绝出现“一支笔”“一个章”的审批现象。按照“聚焦主业、做精做强”的要求,集团党委通过“定位、定向、瘦身、规范、改革”系列举措,从流通体系的体制机制这个根本上进行整治,着力开展清理56家“僵尸”企业,加快推进茅台酒营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定期专项检查常态化机制、健全经销商档案管理、调整干部队伍等,堵住漏洞,扎住茅台失血的伤口,实现“防腐、控价、增效”目标。“整治前,‘明规则’形同虚设,‘潜规则’大行其道。”茅台集团公司党委巡察办副主任助理丁娜告诉记者,“通过整治,茅台集团风更正、心更齐、劲更足,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活力。”记者了解到,2018年,茅台集团提拔干部272人,干部轮岗交流91人,让基层干部“上得来”,让机关干部“下得去”。“这在以往想都不敢想,现在感觉人生有了希望和盼头。”前不久刚刚被提拔的制酒12车间见习助理方圆告诉记者。去年11月履新的销售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晓维说,专项整治斩断了搞特权、以酒谋利的利益链条,通过制定禁令明确行为禁区、深化茅台酒营销体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管权管事管人长效机制,有效压缩了相关特权行为的生存空间,经营秩序更加规范。“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是我省政治生态的严重‘污染源’,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大难点。”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表示,通过专项整治,震慑效应更加充分彰显,监督制约更加有力有效,茅台集团发展更加健康平稳,贵州的政治生态更加风清气正,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

法国专家: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入新阶段法国专家: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入新阶段

法国专家: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入新阶段
原标题:客观认识全球产业链上的中国市场(国际论坛)■面对外部挑战,没有什么比让自己发展得更好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近年来,全球经济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国家不适应经济变化,一部分产业失去竞争力优势,回归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创新领域则寻求扩大国际合作,产业部门的不同诉求和激烈争论凸显经济全球化时代规则制定的复杂性。虽然目前世界经济体系并不完善,但刻意扰乱的做法非解决之道,不得人心。对各种经济模型的研究已经揭示,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诸多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是企业和投资者,美国政府的做法打击了他们对全球产业链的信心。对于企业来说,比起已知的巨额损失,不能被市场解释和预测、不被商业保险覆盖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危害更大。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经济不能从中获益。美国解决自身经济结构性问题所需的必要改革遥遥无期,其对华长期投资也受负面影响。美国方面的立场与行动对全球化共识的负面影响是深刻而长期的,中国要对未来威胁有充分预见并做好准备。一直以来,中方在贸易谈判中秉持平等、相互尊重、对话协商的立场,符合当今世界对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共识。这一立场同样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中予以贯彻,得到世界的积极响应。这一立场吸引了法国,促使法中两个经济体越走越近,两国政治互信更加深入,在核能、医疗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两相比较,欧洲人对谁才是可靠的经济伙伴有了重新思考认识。中国正在持续开展产业现代化转型,鼓励创新和创造高技能岗位,进一步扩大开放。面对外部挑战,没有什么比让自己发展得更好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入新阶段。在就业领域,不同于当今很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呈现出的“无就业增长”,中国得益于几十年不断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在城乡持续增加高附加值的智力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创造越来越多的高技能岗位,提高就业质量。在产业领域,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工具更为精准地推动两种创新,一种是5G、人工智能等未来全新领域的摸索创造,另一种是对能源、矿产等现有工业部门的转型升级。这样的做法符合中国产业发展要求,为中国所独有,颇具中国特色,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若干对外开放重大举措,“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谈判”,清晰昭示了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心。西方企业和投资者应客观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发展日臻成熟,早期外资携一般甚至落后技术到中国市场获利的“风光日子”一去不复返。中国同行通过多年的学习迎头赶上,越来越多地成为本国市场技术与服务的提供者。西方企业日益面临更多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这是市场供给的必然需求和技术能力发展的正常现象,西方企业必须在中国市场提供一流技术,拿出真本事,体现竞争力,并且同中国伙伴进行平等的技术合作。

陈建铭:王金平影响力式微 郭柯其实不需他陈建铭:王金平影响力式微 郭柯其实不需他

陈建铭:王金平影响力式微 郭柯其实不需他
105528792陈建铭。(中评社 郑羿菲摄)  星岛环球网消息:中评社台北8月31日电(记者 郑羿菲)友柯的无党籍台北市议员陈建铭接受中评社访问时表示,台湾民众党立委”席次,算是郭柯结盟很重要的共通点。对台湾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来说,在“立法院”有席次影响政策,才能延续政治生命,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来说,也会希望有侧翼友军相挺,才能推动政策。他不讳言地说,他不认为国民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能影响国民党地方组织选票,郭柯王的结合其实不需要有王的影子。陈建铭说,郭柯王结盟组合,在823有公开对外动作后,几份民调都显示是提升的,目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代表台湾社会期待这股力量,若后续国民党2020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民调持续滑落,甚至持平无起色,韩就会成为被弃保的对象。陈建铭曾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并1996至2000年担任第3届“国大代表”,在2001年加入台湾团结联盟后,选上第5届“立法委员”、第10与第11届台北市议员,及台湾团结联盟秘书长。陈建铭在2018年不再披台联党战袍,以无党籍成功当选台北市(士林、北投区)议员选举。女儿陈思宇曾以“柯家军”身份投入台北市“立委”补选却落败,目前担任台湾民众党筹备处发言人,父女两代与柯文哲关系都非常不错。至于怎么看王金平在「郭柯王」结盟的角色?陈建铭坦言,从他担任过一届“立委”对王院长的了解,及这么多年来观察王的角色,单纯从选举角度上来看,郭柯王的结合其实不需要有王的影子,很多人说王负责陆军、柯负责空军,郭台铭在选举过程中可以事半功倍,但其实在这次选战上在陆军要有一定斩获是非常困难的,王能够号令多少地方组织,他是存疑的。陈建铭解释,王金平没办法影响农田水利会的相关系统,这些都掌握在云林张荣味家族手中,而张家、台中的颜清标支持谁?大家心知肚明,在组织动员部分,王金平根本不可能影响到国民党的组织票。他说,“郭台铭要参与这场选战,主要还是要靠柯文哲空军的辅助,形塑网路声量、社会认同,才有办法扭转,最后形成弃韩保郭的局面”。 “郭柯王”结盟态势虽未对外证实,但外传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将直攻2020、柯文哲则负责抢攻“立法院”席次,国民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则负责地方派系组织。陈建铭接受中评社访问时表示,相关作业他没有参与,没办法很明确地说到底谁会是主事者,但从最近柯文哲的发言来看,很清楚可以看到柯主要是希望未来推动相关政务改革,所以希望在“立法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陈建铭说,也就是说柯希望用民众党“立委”席次去影响、改变政局,未来如果民众党在“立法院”没有席次,柯文哲在2022卸任台北市长后,也很难在政坛上扮演关键角色,甚至因为没有舞台而消声匿迹。因此抢攻“立法院”席次很重要,有“立委”才能继续产生影响力,延续柯的政治寿命,透过在“立法院”制定相关政策,还能有媒体发言权,就像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一样。陈建铭指出,对郭台铭来说,当然更希望当选后推动的政策,在“立法院”也有一定的支持度,以郭背景偏蓝的情况,一方面会有国民党的挹注,另一部分如果若能有侧翼友军的支持,对郭来说才能产生实质的影响力与效果,不会成为像陈水扁执政时变成跛脚“总统”,朝小野大等于是政不出“行政院”,令不出“总统府”。“民众党“立委”席次,算是郭柯结盟很重要的共通点。”陈建铭认为,民众党要扮演关键少数党,就要看国、民两党在“立法院”的席次是否过半,若两党都不过半,民众党才能影响政局,若有一党过半,就会像时代力量无法影响民进党一样。中评社记者问,柯文哲曾说台湾社会需要,才会有第三选项出来,目前社会氛围有需要“郭柯王”结盟的第三选择吗?陈建铭说,在之前郭柯结盟不是很明朗、暧昧时,民调比较低,而从823有了郭柯结盟的角度后,可以看到最近几份民调中,三个人结盟的形象开始形塑在民间,民调中可以看得到开始扶摇直上,有的已经胜过蔡英文、韩国瑜,至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若后续韩国瑜的民调持续滑落,甚至持平无起色,韩就会成为被弃保的对象,因为对泛蓝民众来说,共同的目标是不让蔡英文连任、不让民进党继续执政。陈建铭认为,也有很多部分绿营支持者认为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重点是要怎么让“国家”稳地生存发展,必须要有比较中庸的做法,才能让台湾比较平稳地发展下去,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二者两岸之间可以和平共处,这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因此社会对“郭柯王”的结盟,是有期待的。中评社记者问,郭柯王结盟在选战策略上有什么优势、劣势?陈建铭指出,郭台铭、柯文哲在中间选民这一块绝对是多数,而柯可以拿走部分绿营的选票、郭能挖走部分蓝军的支持,这会是优势,但民进党也在调整策略,好利用香港事件拉拢年轻选民,从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的林飞帆进驻民进党,就能看到绿营在大量流失的这一块很努力在挽回,未来决定选战的胜负,就在中间选民、年轻选票这一块。陈建铭也说,从蓝绿传统政党的角度思考,郭柯王组合将会被蓝绿两大政党攻击“没有中心思想”,因为在蓝绿的思想中,不是要统一,就是要独立,蓝绿都会挑战郭柯王的中间路线没办法真正获得民众、国际社会的认同,对台湾前途也没帮助,且国、民两党在地方上的陆军组织战都有一定影响力,韩国瑜有钢铁韩粉、民进党则有坚强独派势力的支持。陈建铭认为,不过,在台湾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民众会慢慢去思考,台湾最好的生存之道是平稳地走下去,也对大陆保持友善的态度,这些中间路线的选民,会成为郭柯王的后盾。

中国人存钱热情消退 钱都用来干嘛了?中国人存钱热情消退 钱都用来干嘛了?

中国人存钱热情消退 钱都用来干嘛了?
新环境,新观念勤扫院子少赶集,三年攒个小毛驴。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攒钱仍然是重要的家庭教育内容。然而数据显示,中国人对于存钱的热爱正在慢慢消退。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19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显示,当询问消费者对消费和储蓄的态度时,虽然大部分人(79.03%)对于“今天有钱今天花完,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持“不太同意”或“完全不同意”的观点,但是与2017 年相比,消费者对延迟消费的偏好略有下降,整体上选择“ 不太同意” 或“ 完全不同意” 的比例降低了0.37个百分点。把自己的部分财物存储起来,然后安排在未来的多个时间点进行消费,这种为未来的打算被称为延迟消费。延迟消费偏好下降,难道中国人越来越不爱存钱了?不爱存钱了?讨论中国人还爱不爱存钱,首先需要明确是跟谁比。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比,中国的储蓄率仍然一骑绝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储蓄率为47%,而同期的世界平均储蓄率仅为26.5%。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今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上提醒,中国应关注过多的财富积累或者储蓄的问题。而与中国人自己比,那么储蓄偏好确实有消退。去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发表讲话称,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储蓄率从35.6%飙升至51.8%,达到高峰,几乎是花一半攒一半。行至2011年,我国储蓄率才跌破50%。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现代服务业处处长、研究员陈丽芬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近年延迟消费的比例略有降低,更多的人倾向于把钱立即花掉,主要受四点因素影响。一是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不同于中老年消费群体,消费信贷的发展,也让消费者拥有更多超前消费渠道。二是社会保障功能不断加强,减轻了居民储蓄养老防病的心理。三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减税降费政策发酵,提高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四是消费环境不断改善优化,挖掘了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简单来说,钱包鼓,心态好,人就容易买买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9.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6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8%,达到15个月来最高增速,表现大超市场预期。近期,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密集释放刺激消费信号。比如,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等地纷纷“向夜间要经济”,计划把夜间经济打造成消费新增长点。陈丽芬认为,对比储蓄带动的投资增长,消费带动的投资增长会更加直接,储蓄态度的转变正好也说明了我国内需型的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建立。金融的包容整体经济的发展给消费者带来了稳定和信心,拉动了消费的马车。但是没存起来的钱,也不完全是拿去花了,更多的中国人在“月光族”和“存钱党”之外找到了第三条路。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认为,消费之外的另一面,是中国社会金融服务的包容性更强。金融服务变得更丰富,金融产品变得更多,人们的投资融资渠道也变得更多。“最早的时候,如果不储蓄也不消费,那么钱拿去干什么,大家其实也不太知道。一方面人们对于‘今天有钱,今天花,明天事,明天说’不太同意,另一方面,又对延迟消费不太同意,这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万喆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喜欢存钱,这可能是基于一个机会成本。钱攒着不花,一方面可能面临通货膨胀,而另一方面也存在机会成本——把钱拿去做其他事情,做一些小的投资理财,会比放着要有更多的收益。近几年,在新技术发展,网络基础建设推进的步伐下,金融基础建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更多的人都能够受惠于金融服务。但是仍有不少人的金融素养并没有随之进步,仍在进行过了头的提前消费或者对存在风险的个人信贷、理财产品趋之若鹜。万喆指出,目前金融服务已经唾手可得,所以居民金融素养的提高也应该是刻不容缓的。

观察-香港反修例风波会如何收场-观察-香港反修例风波会如何收场-

观察:香港反修例风波会如何收场?
大规模社会运动收场方式无外乎两种:一是以双方妥协达至某种和解收场;二是以决出胜负、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而告终。大规模社会运动不同于小规模抗议示威事件可以无疾而终,时间可以成为弥合创伤的良药。大规模社会运动因其规模、烈度和持续时间与民意高度聚合,很难在短时间内自行消散。以此次政治风波为例,幕后组织者经过精密的策划,形成了明确的目标、政治诉求、组织体系和对抗策略,从最初的蛊惑、裹挟民意,到目前的聚合民意,已形成强大的反政府力量。此时,政府如果依然采取对付小规模抗议事件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期望以时间换取空间,以拖耗来消弭事件,恐怕已很难达至令社会满意的效果。坚意志下决心快速平息风波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当看到自身的力量和民意已经足够强大,已经足以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时,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这就像商业交易中的讨价还价。此次风波中的幕后组织者──香港反对派为酝酿、发酵和扩大这场风波,已经费尽心机、倾尽全力。他们甚至不惜背上”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寻求外部势力支持,不惜突破道德、法律和人伦的底线与极端暴力分子为伍,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因此,当反对派和极端激进势力风头正劲时,当他们的政治目标和所谓诉求还没有达成时,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指望这场风波短时间内能得到平息。但是,任何社会运动──无论是闹剧还是革命,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收场。以何种方式收场,则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而力量对比的变化又取决于双方的意志、决心、战略布局和双方力量的培养和消耗。当反政府力量发展到自身势力可以与政府一博时,政府若要快速达成平息风波的结局,可采取的手段也无外乎两种:一是妥协,二是以压倒性优势取得胜利。在处理任何大规模社会运动时,政府总是处于局部上的被动和全局上的主动。虽然反政府力量总是给施政者带来麻烦,甚至大幅拖低政府的民意支持度,但只要政府不是主动投降,无论是妥协还是强硬压制,主动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香港这场旷日持久的、备受世界关注的政治风波,将来以何种方式收场,最终是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反对派。以目前形势看,反对派不会轻易举旗投降,政府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静待变。但若要将风波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减至最低,主动出击也不失为好的选择。寒 资深评论员